追光 | 靠“天赋”更凭“实力”，西安这样推进体旅融合

征地拆迁必须回到民事诉讼之中，征地拆迁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必须依照中国民法典价值取向和规则加以判断。

作者：王晨光，清华大学法学院卫生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卫健委全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此外，高斯汀教授提出的公共卫生法定义具有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内容，包括政府权力与权力控制、预防为主、多元合作、社会正义等多种要素。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服务严重落后，直接导致传染病频发，民众健康水平低下，社会和经济发展受阻。同时还运用其深厚的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的功底，对美国宪法体制下联邦和州政府之间在公共卫生事务上的权力划分和实际运作进行了鞭辟入里的精妙阐述和分析，发掘出公共卫生法学的理论深度，读来令人不禁拍案叫绝，感叹他开拓的公共卫生法学疆域之博大精深。虽然公共卫生和健康的重要性在中国和国际社会都得到了高度的认可，但是作为公共卫生及其制度基石的公共卫生法却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公共卫生法在医学界和法学界都被边缘化，可以说是受到了双重忽视。因此应该感谢苏玉菊教授和各位译者，让这部英文名著得以补上中文版的空缺，使更多国人和公共卫生法学界同仁探悉公共卫生法学的精髓。如果上游和中游环境恶化，针对下游问题的治理就无异于扬汤止沸，治标而非治本。

这种情况曾长期存在于绝大多数国家。健康中国已经成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的重大发展战略。一方面，根据确定故意说，凡是基于不确定故意实施的中立帮助行为皆不可罚，但是这个结论可能过于绝对了。

在认识因素层面，有学者提出，只有基于确定的故意而实施的中立帮助行为才是可罚的，从而将基于不确定的故意而实施的中立帮助行为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以下简称确定故意说）。实际上，只要肯定了刑罚目的的合理性和刑罚的有效性，就足以肯定刑罚有一定的收益。值得注意的是，日常性的帮助行为与业务性的帮助行为在内容上具有互补的关系。其中，交易机会的减少对于帮助者而言影响不大，但是，交易成本的增加对帮助者影响深远，令帮助者难以承担。

这意味着，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具有重大性。（四）结论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知，刑法处罚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的成本很高，而刑法处罚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的成本较低。

因而本文认为，法律经济学能够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问题的研究提供助益。其次来看刑罚的有效性。当前者明显大于后者时，就应当将被讨论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是，最近的科技发展表明，人工智能不仅可以从事这类高级脑力工作，而且有时候比人的工作效率高很多。

中国真的像美国那样需要100万律师吗？人工智能法律服务会给律师事务所带来结构性坍塌吗？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人工智能对法律行业的影响已经拉开序幕。按照这个进度，中国律师人数会在2030年到达100万，十年翻一番。如今，电影中描述的大部分未来技术，诸如电子货币、全息图、辅助机器人、国际视频电话、智能家居等，都已成为现实。届时，法律服务市场的面貌将大为改观。

2019年，中国内地律师行业总收入不足2000亿元人民币，仅占GDP的0.2％。对中国法律人而言，这是一个不得不未雨绸缪的时代。

有预测甚至认为，在15年内，人工智能将会主导法律实践。不少人可能忽略了这部电影中预言的另一个图景：当男主角马蒂穿越到2015年后，发现那里根本不需要律师。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医生和律师这样的高级的脑力劳动不会被机器人替代。中国法律界为避免在高司法成本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普及和开发人工智能法律服务，或许是一条有效和可行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各种人工智能法律服务方案不断涌现，受到公众关注。然而，硅谷的一家电子取证（e-discovery）公司 的Blackstone Discovery ，可以以不超过10万美元的代价在几天之内分析150万份法律文件。人工智能律师从法律检索、法律文件准备，到合同审核、法律咨询、证据调查、法律风控、文件整理，乃至案件结果预测、诉讼策略选择等法律事务中，都可以扮演重要角色。2016年6月，IBM 的认知计算机 Watson 支持的史上首个人工智能律师 ROSS被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聘用，ROSS可以用人类语言和律师交流，给人一种和准雇员共事的体验。

但中国律师业的产值在国际上并不显赫。2018年底，我国中小微企业总数超过3000万户，其中97％的中小微企业无常年法律服务。

如果人工智能可以以更高效、更廉价的方式提供法律服务，对期待获得司法正义和法律服务的普罗大众而言，难道不是一大福音吗？事实证明，这种期待之迫切、需求之庞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最新科技正在搅动法律服务市场。

据百度AI大数据系统显示，互联网每天会产生1000万次以上的法律信息需求，在法律服务需求人群中，已婚人士较多，且整体学历偏低，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16.49％。美国律师业的过度膨胀以及法律服务成本昂贵，一直是被社会大众所诟病。

十几年前，律师在准备大型并购案件的时候，需要聘用上百个高薪律师来检索成千上万份文件。2019年1月，司法部发布《全面深化司法行政改革纲要（2018-2022年）》，文件中提及，到2022年，全国律师总数将达到62万人，每万人拥有律师数达到4.2名。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约47.3万人。上个世纪80年代，好莱坞科幻电影《回到未来》系列预测了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发明。

当然，这个预言至今还远没有实现，但是人工智能法律服务却已经崭露头角。2018年，全国法院和仲裁机构受理各类案件中，82.56％以上的案件无律师代理。

作者系法律学者、北京理工大学客座教授 发于2021.1.25总第982期《中国新闻周刊》 进入 周大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工智 律师 。美国律师费产值高达2万亿美元，占GDP的6％

实际上，（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可罚不是一个解释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立法论的问题。例如，店主在猜想到顾客张三买刀是为了伤人的情况下，仍然将刀卖给张三。

（六）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诚然，如果被帮助者已经开始实施犯罪了，帮助者当然无法信赖其不实施犯罪。为此，可以尝试用法律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法益保护原则中的法益概念是实质的法益概念，具有批判立法的功能。

但是本文认为，中立帮助行为的中立性不仅要求帮助行为的内容具有日常性，而且还要求帮助者在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对立关系中处于一种相对中立的状态。为此，对于片面的帮助犯是否可罚，理论上始终存在一定的分歧。

首先来看刑罚目的的合理性。（四）结论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知，刑法处罚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的成本很高，而刑法处罚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的成本较低。

根据这一构成要件的内容可知，尽管在行政法层面，网络平台服务商是审查被帮助者是否具有犯罪意图的第一义务人。而这种通过正犯的犯罪行为而获得满足是较为主观化的，与帮助者个人的主观心态密切相关，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被赋予一个很高的数值。